面壁數(shù)十載 畫理動心弦——閱讀《敦煌人生：我的父親段文杰》感言

　　【讀書者說】

　　作者：柴劍虹（中華書局編審）

　　日前，一本敘寫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長、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段文杰先生獻身敦煌文物保護和研究事業(yè)的人物傳記——《敦煌人生：我的父親段文杰》，與讀者見面了。作者段文杰之子、畫家段兼善，與父親情真意濃，心靈相通，用樸實的文字寫出的親身經(jīng)歷，無須夸飾，便已真實感人。全書正文九章，每章敘寫段文杰先生“敦煌人生”中某一個階段的奮斗經(jīng)歷，均以他自己的一段話為主旨鋪敘詮釋，清晰地展現(xiàn)了他不平凡的心路歷程。在敦煌學界，我受教段文杰先生數(shù)十年。在他生前身后，也曾寫過幾篇紀念文章表達對他的崇敬，稱他為守護莫高窟這座“藝術圣殿”的“圣徒”，是開拓敦煌石窟保護與敦煌學研究事業(yè)的領軍人物和時代功臣。

　　“敦煌情結(jié)”系心間

　　2019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考察時發(fā)表重要講話，對敦煌文化保護研究工作表示肯定。70年來，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秉承“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在極其艱苦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下，在敦煌石窟資料整理和保護修復、敦煌文化藝術研究弘揚、文化旅游開發(fā)和遺址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半個多世紀里，秉承“莫高精神”的主體，是以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我們稱常書鴻為“敦煌守護神”，段文杰為敦煌學“領軍人物”，樊錦詩為“敦煌女兒”，三位精神一致，特色各異。

　　我們在緬懷和贊頌老一輩“敦煌人”的業(yè)績和品質(zhì)時，聽得最多的是“敦煌情結(jié)”這個內(nèi)涵極其豐富的詞語。書中寫出段先生的這一“情結(jié)”，萌發(fā)于他在國立藝專學習時期，得益于潘天壽等老一輩藝術家的教誨與鼓勵，感受到燦爛的莫高窟藝術對心靈的震撼，也郁結(jié)了時代風云的磨煉與洗禮。從心馳神往、尋夢千里，到面壁臨摹、精研細讀，從引領群學、開拓進取，到殫精竭慮、魂牽夢縈，不斷夯實了“莫高精神”的磐石，也造就了段先生這樣杰出的保護研究敦煌文化遺產(chǎn)的領軍人物。

　　閱讀全書，我們看到了和段文杰先生在鳴沙山麓、宕泉河邊共同守護、研究敦煌的許許多多仁人志士，看到了一個同呼吸共命運的堅強群體；還看到了國內(nèi)外許多關注、支持敦煌文物保護與研究的熱心人，其中有研究院同仁，有院外同道，當然也不乏有真知灼見、戰(zhàn)略眼光，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即便是在遭受委屈、磨難，最艱苦的歲月里，段先生也絕非單槍匹馬孤獨的奮斗者，而是一位在大風大浪中被眾人理解和擁戴，與大家同甘共苦的引領者。這正是這本傳記的一個重要特色。放眼歷史長河，作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莫高窟，其創(chuàng)造者是“人”，其“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guī)范等”的核心都離不開“人”。近百年來，敦煌文化藝術寶庫的保護管理與傳承創(chuàng)新所依靠的主體，體現(xiàn)“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的主體，當然也都是“人”。而像段先生這樣眾人（我稱之“敦煌守護眾神”）的領軍人物，則是集群眾理想、智慧、勇氣、干勁于一身的時代先鋒。這也應該是一位領軍人物成長最重要的人文環(huán)境。

　　“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

　　我們稱譽常書鴻先生為“敦煌保護神”，是說明他高尚的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如神護佑，似圣有靈；誠然，常先生也是凡人，是敦煌藝術保護研究的先行者和帶頭人，但他并非孤軍奮戰(zhàn)的獨行者。60多年來，在敦煌藝術的圣殿里，有一大批舍身忘我的苦行者、苦行僧，他們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擔當起護佑敦煌這座圣殿的大任，成為名副其實的“敦煌圣徒”。段文杰先生正是“敦煌圣徒”的典型代表。他歷經(jīng)數(shù)十載雨雪風霜，乃至遭受煉獄之苦，歷盡磨難而癡心不改，上下求索而目標如一。

　　“圣徒”，常被解釋為先知、圣人的門徒或者先知、圣人思想的追隨者。剔除其宗教的含義，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在崇高理想和精神的指引下，對“神圣之物”全身心敬仰、護衛(wèi)的踐行者。敦煌莫高窟是我國各族人民千百年間創(chuàng)造、營建的藝術寶庫，是最有象征意義的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鑒凝聚而成的文化圣殿。這座圣殿，需要“圣徒”守護，也是培育眾多“圣徒”的殿堂。常書鴻說：“我只有一個小小的心愿，就是為保護和研究舉世罕見的敦煌石窟這個民族藝術寶庫，一輩子在那里干下去。”樊錦詩說：“此生命定，我就是個莫高窟的守護人。”段文杰說：“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在《敦煌人生》扉頁之前的插頁上，印著段先生于1998年親筆書寫的一句話：“莫高窟是我家，我的畢生精力都是為了保護研究宏揚它。”這些，就是“敦煌圣徒”言簡意賅的心愿，亦可稱之為“圣心”。

　　讀著《敦煌人生》，我對“圣心”有了如下一些感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孟子·告子上》）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心”，即包含著思想、理想、探索、修養(yǎng)和境界。首先，它的“初心”既是初始之心、赤子之心、意愿之心，也應該是長久之心。段先生從對敦煌藝術心馳神往，到在莫高窟立定腳跟，氣定神閑，面壁摹繪，這在該書第一、二章中即有具體的敘寫。其次，段先生的愛祖國、愛藝術、護寶庫的愛心賞心癡心與良心（善良之心），是培育“圣心”所必需的，也始終貫穿了他60年的敦煌生涯。誠如屈原在《離騷》中所云：“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以形寫神”臨精品

　　《敦煌人生》還有一個亮眼之處，是契合文字敘述，編入了50多幅段文杰先生臨摹的敦煌壁畫作品。壁畫臨摹，在敦煌藝術研究所創(chuàng)建初始階段，就是作為美術組負責人的段先生承擔的主要任務，也是20世紀50年代初他受命擔任研究所代理所長期間的重要工作，是他對保護、傳承、弘揚敦煌藝術的重要貢獻。盡管其他出版物也印行過段先生大量的臨摹作品，但鑒于該書第二章詳細敘寫壁畫臨摹的內(nèi)容占了全書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其中所附大多數(shù)的臨摹畫繪于1946—1955年間，敘述創(chuàng)作背景生動翔實，文圖相映生輝，不僅成為敦煌研究院院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也是敦煌藝術研究史上極為珍貴的資料。

　　段文杰先生在臨摹壁畫的實踐中，還創(chuàng)新性地總結(jié)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論。雖然這本傳記對此涉及不多，但如結(jié)合他已經(jīng)發(fā)表的多篇文章中的論述來觀賞書中的臨摹作品，就可以了解他在客觀臨摹、舊色完整臨摹、復原臨摹中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技法，為他的精細作品嘆服。段先生曾一再強調(diào)，臨摹必須遵循“以形寫神”的美學原則，兼顧神情、服飾，追求形神兼?zhèn)涞乃囆g效果，以及堅持臨摹與保護相互依存的原則。

　　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段文杰從臨摹壁畫入手，細心揣摩熔中原與西域、印度風格于一爐的敦煌藝術的高超技法與特色，在提高臨摹水平的同時，迅速進入了“臨摹學”的研究領域，創(chuàng)作出如《都督夫人禮佛圖》的傳世精品和莫高窟第285窟、榆林窟第25窟整窟摹本這樣的鴻篇巨制，為現(xiàn)代臨摹學的實踐與理論發(fā)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2011年段先生逝世后，我曾擬寫了一首題為《詠段文杰先生之壁畫臨摹》的小詩：“貌真求氣韻，形神兼?zhèn)潆y。面壁數(shù)十載，畫理動心弦。揮筆臨精品，成竹在胸間。偉哉段夫子，典范在云端。”當時未能呈請段兼善先生指正，現(xiàn)也作為再次觀瞻段文杰先生臨摹作品的一點感想闌入本文。

　　“莫高精神”出佳作

　　我清晰地記得，1962年，著名作家徐遲歷經(jīng)五年多創(chuàng)作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在《人民文學》刊發(fā)。作品講述了以常書鴻為原型的主人公，為拯救、守護瀕于毀滅的敦煌莫高窟，歷經(jīng)艱辛磨難仍堅韌不拔的動人事跡，令千千萬萬讀者第一次為“莫高人”所感動，也為敦煌寶庫所震撼。過了32年，常書鴻先生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先由浙江大學出版社推出，后又由甘肅文化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兩次印行。葉文玲的《敦煌守護神——常書鴻》是第一部由作家經(jīng)多次采訪撰寫的常書鴻傳記；在此基礎上，葉文玲經(jīng)過多年精心補充、打磨，于2020年出版了《此生只為守敦煌——常書鴻傳》。

　　2019年，敦煌研究院第二位院長樊錦詩榮獲“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和第七屆“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獎，樊錦詩口述、顧春芳撰寫的《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受到全國讀者熱烈贊譽，獲得2019年度“中國好書”等獎項。

　　據(jù)我所知，段文杰先生的傳記較早有甘肅作家雒慶之的《百年敦煌——段文杰與莫高窟》。段先生自著的回憶錄《敦煌之夢》于2007年由江蘇美術出版社出版。近期，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段文杰回憶錄》一書。現(xiàn)在，《敦煌人生：我的父親段文杰》的問世，又增添了段先生傳記作品的新篇章。此外，近期還有第一代“莫高人”孫儒僴先生的口述史《菩提樹下》，董洪亮、王錦濤等人撰寫的《敦煌守護人》，另一位“敦煌女兒”常沙娜自傳《敦煌：父親的召喚》……不少弘揚“莫高精神”的好書陸續(xù)走進讀者的視野。在傳承、弘揚、創(chuàng)新敦煌文化藝術的新時期，我們需要撰寫、出版更多更好的“莫高人”傳記，使之成為廣大讀者珍貴的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