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趙襄子被圍困在晉陽城中，解圍之后，賞賜有功的那五個人，高赫居于受賞的第一位。張孟談說：“晉陽的戰(zhàn)事，高赫并沒有立功，現(xiàn)在是賞賜之首，這是為什么呢？”趙襄子說：“晉陽的戰(zhàn)事，我的國家陷入危險，社稷危急。我的大臣們對我沒有不驕傲輕慢的，只有高赫沒有忽視君臣之間的禮儀，所以首先獎勵他。”孔子聽說這件事情之后說：“這就是善于獎賞啊！趙襄子獎勵一個人而使全天下做臣子的人都不敢再失禮了。”

　　【小識】

　　善賞還是不善賞？

　　趙襄子是春秋末期晉國的卿大夫。自晉文公作三軍設(shè)六卿起，晉國的軍政大權(quán)就一直由六卿把持，后來為了爭奪權(quán)力，六卿之間不斷相互傾軋。到了趙襄子的時代，智伯瑤取得了晉國正卿的地位，開始竭力發(fā)展自己的勢力。公元前455年，智伯瑤假借國君之命，向趙、韓、魏三家各索取一個萬戶之邑，韓康子、魏桓子迫于實力有限，所以忍辱獻地。然而趙襄子卻不愿俯首稱臣，堅決拒絕了智伯瑤獻地的要求，智伯瑤因此聯(lián)合韓魏兩家出兵攻趙，趙襄子退守晉陽。

　　晉陽之戰(zhàn)非常慘烈，最后的獲勝者是實力較弱的趙襄子。在這場反敗為勝的角逐中，張孟談居功至偉，正是在他的游說下，韓魏兩家臨陣倒戈，與趙結(jié)盟，最終消滅了智伯瑤。但奇怪的是，后來趙襄子行賞，第一個得到封賞的不是張孟談而是高赫，對此，立下首功的張孟談自然要問：“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首賞，何也？”

　　趙襄子如此封賞，也有其特殊的用意。晉陽被圍，趙氏危在旦夕，彼時“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趙襄子首賞高赫，就是希望其他臣子仿效高赫，以此彰顯君臣之道。這是當時儒家的基本看法，所以特別假借孔子之口說：“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不過，這樣的做法卻不是韓非所贊同的。他以“或曰”的方式反駁說：“仲尼不知善賞矣！”在他看來，“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shè)其法，而下無奸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國君施行賞罰，一定要嚴格遵循“賞不加于無功，罰不加于無罪”的原則。相比于趙襄子所說的那些驕侮之臣，高赫只是奉行了人臣的本分，只是無罪而已。趙襄子不嚴懲有罪，又重賞無罪，是對功過是非的混淆與錯位。

　　《韓非子•難二》中還講到齊桓公也犯過的類似錯誤：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fā)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齊桓公因為酒醉丟失帽子而感到羞恥，所以他聽取了管仲“雪之以政”的辦法，一是開倉放糧，賑濟貧困的民眾；二是審查罪行，釋放犯了輕罪的囚犯。這樣的做法在韓非看來也完全是錯的，管仲的建議是“雪桓公之恥于小人，而生桓公之恥于君子矣”。無故開倉分糧，就是獎賞無功之人；輕易赦免囚犯，就是不誅罰有罪之人。這就完全違背了韓非賞功罰罪的原則，是“亂之本也”。（阿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