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文學創(chuàng)作助推方言保護

　　中國語言資源豐富，方言眾多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方言是一個地區(qū)或社群重要的文化標識，蘊含著人們的鄉(xiāng)情鄉(xiāng)愁，承載著獨特的地域文化。方言具體生動、表現力強，是文學創(chuàng)作不可或缺的語言資源。在推動方言保護傳承過程中，文學創(chuàng)作是有力途徑之一。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融入方言，既能彰顯地域特色，又能充分滿足作家表達情感的需求，實現二者的相互促進，聯動發(fā)展。

　　從古至今，中國文學的方言色彩濃郁，在口語性強的文學作品中更是突出。通過添加方言詞匯、俚俗語等手段，作品的語言更靈動，人物形象更鮮活，故事情節(jié)更可感?！都t樓夢》中多有江淮地區(qū)方言，如方言詞“嗇克”（吝嗇）、“磁瓦子”（瓷器碎片）、“促狹”（刁鉆刻?。?，俗語“丟下笆兒弄掃帚”（事務繁忙）等?！段饔斡洝分械囊恍┰~在江蘇地區(qū)方言中仍在使用，如“犯對”（作對）、“地頭”（目的地）、“挨排”（依次排列）等?！逗Ｉ匣袀鳌肥褂脜钦Z寫作，書中人物使用方言對話，生動形象展示了當時的上海風貌?！秲号⑿蹅鳌穼?9世紀中葉北京的語言風貌展露無遺，如“劃拉”（胡亂涂畫）、“短”（缺少）、“叨叨”（說話多，使人厭惡）等動詞，“旮旯兒”（角落）、“插關兒”（門閂）、“豆汁兒”等名物詞，成為了解當時北京方言特點的重要作品。

　　現代作家更是有意識地使用方言寫作，以滿足大眾化需求。老舍的《二馬》《小坡的生日》等作品大量使用北京話。李劼人運用四川方言，《死水微瀾》中的方言詞“腦殼”（頭）、“啥子”（什么）、“搭手”（幫忙）等令人印象深刻。蕭紅常用東北方言詞，如《呼蘭河傳》中“冰溜”“苞米”“炕沿”“洋蠟”等，盡顯東北地域特色。梁斌的《紅旗譜》反映河北保定地區(qū)風俗民情，方言詞匯“家伙”（碗筷）、“馬勺”（水瓢）等功不可沒。周立波《山鄉(xiāng)巨變》大量使用湖南方言詞和俗語，反映農業(yè)合作化運動時期中國農村生活 。趙樹理作為鄉(xiāng)土小說的代表人物，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使用山西方言創(chuàng)作，既豐滿了人物形象，又使作品具備了經典化的潛質，如《小二黑結婚》《李家莊的變遷》等，均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品。地方方言展示了不同區(qū)域的文化魅力，以增強情感共鳴，推動語言文化的發(fā)展。

　　學者楊義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作家的本事在于把村俗的鄉(xiāng)音土調點化為滋味十足的文學語言。”如何平衡好保留鄉(xiāng)土氣息與提升作品文學性之間的關系，這些作家的實踐提供了重要經驗。

　　新世紀以來，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也注重使用方言，極大豐富了當代文學景觀。莫言大量使用高密方言，如農業(yè)名物詞“鋤杠”（鋤柄）、“二齒鉤子”（松土農具）、“扁擔”、“木叉”等，展現了魯東地區(qū)的人文風貌。喬葉在《寶水》中使用豫北方言，如“中”（可以）、“順手”（順便）、“小臉兒”（耍小脾氣）、“撮谷堆”（整個）等。一方面展示當地語言文化，另一方面為文學的在地化、生活化服務。青年作家林棹在《潮汐圖》的諸多對白及敘述中使用粵語詞匯、諺語等，為讀者了解粵方言提供了新途徑。顏歌的《平樂縣志》使用四川方言寫作，為讀者展示了多彩的四川風物，貼近生活，煙火氣足。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融入方言，已成為當下潮流。

　　方言滋養(yǎng)了文學，文學創(chuàng)作又用原汁原味、地道規(guī)范的方言，保存下真實自然的方言口語，提升了作品的美學價值。二者的相互促進，有必要引起多學科學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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