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王朝滅亡差不多600年后的春秋時期，商王朝的相關文獻已經逐漸散佚。對此，孔子曾發(fā)出“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的感嘆。在近代疑古思潮影響下，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曾一度受到質疑。那么，商王朝是如何確立信史地位的呢？

　　“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潮

　　上世紀二十年代，我國的史學研究掀起了一股疑古思潮，出現了辨?zhèn)喂攀返倪\動，由此產生“古史辨派”。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是顧頡剛，他在1923年《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出想做一篇論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正式挑戰(zhàn)以往的古史書寫。

　　關于古史演變，顧頡剛指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越長；

　　第二，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第三，我們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受疑古思潮的影響，中國上古史體系面臨著空前嚴峻的挑戰(zhàn)。胡適在致顧頡剛的信中說：

　　“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走上了科學軌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

　　由此，中國信史被縮短到2500多年。

　　　　一片甲骨驚天下

　　清末民初，殷墟甲骨文、敦煌文書、居延漢簡三大史料的新發(fā)現，讓史學界開始重視地下文物對史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1899年，國子監(jiān)祭酒王懿榮從古董商人范壽軒手中收購了一批龜甲、獸骨，上面刻有文字，甲骨文由此開始被學界所熟知。與此同時，王襄、孟定生(中國現代金石學家、甲骨學家)也開始收藏甲骨，后者認為這些文字是“古之簡策”。

　　之后，甲骨文著錄和研究日趨增多。1903年，劉鶚出版《鐵云藏龜》，已經認識到甲骨文應是殷人的刀筆文字。不過，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于甲骨的出土地點，學界都不甚清楚。古董商人范壽軒曾對人說，甲骨出自河南湯陰。一直到1908年，在羅振玉(中國近代著名古文字學家、金石學家、敦煌學家、目錄學家、?？睂W家)的努力尋求下，才知道甲骨是出自河南安陽小屯。

　　隨著甲骨文的持續(xù)發(fā)現及甲骨材料的編印出版，學界對甲骨文的考釋，以及對甲骨文所蘊含的社會、制度等問題的研究文章如雨后春筍般涌現。1904年，孫詒讓所著《契文舉例》第一次對甲骨文進行考釋，雖然他的考釋存在很多錯誤，但篳路藍縷開創(chuàng)之功不容忽視。1910年，羅振玉出版《殷商貞卜文字考》，明確指出甲骨文是商王朝的遺物。此后，羅振玉先后著錄了《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考釋》《殷墟書契后編》《殷墟書契續(xù)編》等。

　　▲王國維(左)與羅振玉(右)。(圖片來源：中國新聞網)

　　“甲骨四堂”(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之一的王國維是甲骨文研究的關鍵人物。他提倡出土文物與傳世文獻互證的“二重證據法”，1917年發(fā)表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xù)考》二文，從甲骨卜辭考證出商先公先王世系，并與《史記·殷本紀》《世本》所載商王世系相對照，證實了商王世系的可靠性。

　　這項研究證實了商王朝的存在，確立了商王朝的信史地位，同時也證實了《史記·殷本紀》《世本》的可靠性，增強了文獻中關于中國古史記載的可信性。

　　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曾評價道：

　　“殷墟的發(fā)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yè)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除國內學者以外，海外學者也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材料的重要性，并以此開展商代史研究。

　　總而言之，由于甲骨文的發(fā)現，海內外學者逐漸認識到了商王朝的真實存在，人們重新找回了漸已模糊的商王朝歷史記憶。

　　　　大邑商：殷墟的發(fā)現與研究

　　甲骨文發(fā)現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揭開了安陽殷墟大規(guī)模系統性發(fā)掘的序幕。

　　殷墟遺址位于河南安陽市小屯村一帶，歷經數千年的滄桑巨變，大邑商早已不復，但考古學打開了一條通往商代歷史的道路。

　　1928年10月，為了尋找甲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董作賓到河南安陽殷墟開展第一次發(fā)掘。這次發(fā)掘是中國學者首次獨立開展的大規(guī)模系統的田野考古發(fā)掘，因此有部分學者認為，這一年的安陽殷墟的發(fā)掘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真正開端。

　　經過科學考古發(fā)掘出土的甲骨文共有三次重大發(fā)現。第一次是1936年發(fā)掘的小屯YH127甲骨窖藏坑，坑內一共清理出了刻辭甲骨17096片，其中僅有8片卜骨(占卜所用的動物骨塊)，余者皆為卜甲(占卜時用的龜甲)，都屬于武丁(商朝第二十二位國君)時期。第二次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甲骨坑內發(fā)現刻辭甲骨5335片，其中卜甲75片，余者都是卜骨，其年代爭論很大。第三次是在1991年，花園莊東地灰坑H3內發(fā)現甲骨1583片，其中刻辭甲骨579片，以大版卜甲為主，屬于武丁前期。

　　殷墟的大規(guī)模發(fā)掘對認識商王朝的社會面貌意義重大，因為甲骨文只是商王室以及貴族記錄占卜事項的記載，并不能全面反映商王朝的歷史。

　　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在《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fā)掘》中曾指出：

　　“就殷文化全體說，有好些問題都是文字中所不能解決，而就土中情形可以察得出的。”

　　90多年來，殷墟考古發(fā)掘陸續(xù)展開，發(fā)現有銅煉渣、青銅碎片、陶范、玉石料、原始瓷器等手工業(yè)相關遺存，還發(fā)現較多王墓和貴族墓葬，多有殉牲，并出土了青銅禮器群、玉禮器群等高規(guī)格遺物。主要文化遺存分布在洹河(又名安陽河，是安陽的母親河)兩岸，總面積約36平方千米。都邑布局為多點連片的“族邑模式”，存在兩個中心點，一個中心點是以小屯、花園莊為核心的宮殿宗廟區(qū)，另一中心點是以侯家莊、武官村北為核心的王陵區(qū)。

　　在殷墟西北的洹河北岸，還發(fā)現了另一座城址，即洹北商城，由郭城(約470萬平方米)、宮城(約41萬平方米)和小城(約6萬平方米)三部分組成。洹北商城很可能就是盤庚所遷之殷，到了武丁之時，宮殿區(qū)向西南移至小屯一帶。

　　經過多年的發(fā)掘，在殷墟找到了商王朝的宮殿和王陵區(qū)，逐漸揭示出殷墟的范圍和布局，完善了關于商王朝分期與年代、文化分布、禮制與信仰、經濟與社會、生業(yè)與環(huán)境等方面的研究。豐富的文化遺物與甲骨文字資料共同揭開了商王朝的歷史畫卷，確證了殷墟乃是商代都邑，始于公元前1300年的盤庚遷殷，一直到帝辛。

　　可以說，考古發(fā)現的文化遺物及甲骨文一同確立了商王朝的信史地位。(作者簡介：李鵬輝，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南大學夏文化協同創(chuàng)新中心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