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劍之（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以文為詞”是后人對辛棄疾的重要評價，相關(guān)研究已非常深入。學者普遍注意到辛棄疾詞熔鑄經(jīng)史、善發(fā)議論、融入散文章法句法等特點。不過據(jù)筆者管見，已有研究對辛詞與四六文的關(guān)系似乎發(fā)覆未多。

　　辛棄疾雖以詞最為著名，但其實著述頗多，諸體兼?zhèn)?。只可惜其《稼軒集》早佚，文章留存有限。今所見者，散文有大名鼎鼎的《美芹十論》《九議》，駢文則有《賀葉留守啟》《賀袁同知啟》《賀錢同知啟》《新居上梁文》等數(shù)篇。駢體文章，宋人通稱為“四六”。宋代駢散分流，散體多用以著述，駢體多施于朝廷文書及士人交際日用。南宋時期，駢體書啟的寫作日益普遍，諸家文集多有留存，甚至有李劉《四六標準》這樣的四六文專書。辛棄疾的四六文創(chuàng)作亦應不少，而且享有一定的時譽，一些篇章被納入選本，一些名句亦為他人借鑒。今存四六雖不多，但章句文辭頗耐細品。如《新居上梁文》云：“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頭，新荷十頃。亦將東阡西陌，混漁樵以交歡；稚子佳人，共團欒而一笑。”想象新居落成后的優(yōu)美風景、居處其中的悠然生活，駢對工穩(wěn)，文氣秀逸。

　　這篇《新居上梁文》還提示了辛棄疾以四六法為詞的線索。文中有云：“望物外逍遙之趣，吾亦愛吾廬；語人間奔競之流，卿自用卿法。”“吾亦愛吾廬”是陶淵明《讀山海經(jīng)》中的句子，“卿自用卿法”乃《世說新語》中庾敳對王衍說過的話。二者放在一起，不但是天然佳對，而且鮮明展現(xiàn)出辛棄疾對隱逸生活的向往與對官場奔競的蔑視，算得上四六文中的俊句。此種化用前人成句的做法，正是辛棄疾詞中的拿手好戲。其《水調(diào)歌頭》（我亦卜居者）作于將遷新居不成之際，又恰逢遣去歌者，故上片末尾直用孟郊《借車》中的“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兩句，下片末尾直用陶淵明《讀山海經(jīng)》“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分別呼應將遷新居、遣去歌者之意，化用自然，前后照應，呈現(xiàn)出與《新居上梁文》相似的藝術(shù)技巧。

　　直接移用詩句，還只是辛詞化用成句的一種，更為多見、也更具辛棄疾特色的，是對散文成句的化用。此詞上片另有數(shù)句：“好在書攜一束，莫問家徒四壁，往日置錐無。”一次性化用了韓愈《示兒》詩“始我來京師，只攜一束書”、《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家居徒四壁立”以及《荀子》“無置錐之地”，表達自己家境貧寒、易于搬遷。雖多處化用，卻能綰結(jié)為通暢的意思，有如己出。這樣的表現(xiàn)方式，與宋四六高度一致。

　　化用古人成句是宋四六的一項突出特色，同時也是對傳統(tǒng)駢文的變革。隸事本是駢文重要特征之一，但容易導致堆垛事典的弊病。宋人更傾向于引入古人成句，加以精細的剪裁，融入對仗的巧思。宋人對此不但有豐富的實踐，而且有理論上的思考。如王铚《四六話》云：“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誠齋詩話》則總結(jié)了四六用“古人語”的幾種類型，如“一聯(lián)用兩處古人全語”“一聯(lián)而用四處古人語”“截斷古人語五字，而補以一字”“用古人語，不易其字之形，而易其意”等等。化用古人成句的一個經(jīng)典例子來自王安石的《賀貴妃進位表》：“蓋《關(guān)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诐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所用成句皆出《毛詩》序，分別為：“是以《關(guān)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詩大序》），“內(nèi)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诐私謁之心”（《卷耳》小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鳴》小序）。典故出處切合貴妃身份，駢對工穩(wěn)，渾然一體，故《誠齋詩話》稱王安石此聯(lián)“雅馴妥帖如己出者”。而王安石也是引領了化用成句之風氣的人物，“取經(jīng)史語組綴，有如自然……自是后進相率效之”（《辭學指南》引葉適語），化用成句日漸成為宋四六著力的方向。這一做法不但有助于顯示作者對經(jīng)典知識的熟稔，施展剪截融裁的智慧，而且往往能匯入古人成句中自帶的文氣，令四六文既具有典雅的厚重感，又兼?zhèn)淅蕰车牧鲃痈小倪@一角度再來審視辛棄疾的詞，能夠更為鮮明地感受到其與駢文創(chuàng)作的相通性。

　　最能突出展現(xiàn)這一點的，是《踏莎行·賦稼軒，集經(jīng)句》。集句是宋代興盛的一種創(chuàng)作方式，將前人諸家詩句匯聚為一首新的作品，能夠展現(xiàn)創(chuàng)作者的敏捷才思。集句先在詩歌領域盛行，后來也進入詞的領域。不過前人集句多從詩詞中取材，句式的選擇較為容易，大多可以直接取用原句。而辛棄疾此詞專從儒家經(jīng)典中集句，必然要面臨剪截轉(zhuǎn)換的問題，因而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集句，更接近于四六中的化用成句。此詞首三句云：“進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請學樊須稼。”“進退存亡”來自《易·乾·文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行藏用舍”是對《論語·述而》中“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概括。“小人請學樊須稼”更見剪裁工夫：《論語·子路》載，“樊遲請學稼”，待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孔子認為稼穡之事只是末端，不如禮義仁信重要。而辛棄疾不為朝廷所用，只能營建“稼軒”，自甘與“小人”為伍，其實是一種自我調(diào)侃。下片寫孔子周游列國卻四處碰壁，“去衛(wèi)靈公”“遭桓司馬”從《論語·衛(wèi)靈公》和《孟子·萬章上》化出，最為典型地顯示了孔子的遭遇。末二句“長沮桀溺耦而耕，丘何為是棲棲者”分別取自《論語·微子》和《論語·憲問》，意謂孔子四處奔波，還不如長沮、桀溺這樣的隱者更為逍遙自在。辛棄疾特意強調(diào)此詞專集經(jīng)句，而主旨卻在說歸隱，在對立沖突中表達理想不能實現(xiàn)的無奈。從藝術(shù)技巧上說，與詩詞集句頗為不同，而與宋四六化用成句同一機杼。

　　在化用成句之外，辛棄疾詞還有著好用長句的特點。好用長句同樣是宋四六特色之一，所謂“習為長句”“一聯(lián)或至數(shù)十言”（樓鑰《北海先生文集序》），有助于吸收散文氣韻，突破四六句式的束縛。如歐陽修《亳州謝上表》：“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又如蘇軾《徐州賀河平表》：“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活用虛詞，以長句為對，文氣酣暢，宏肆灑脫，誠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言：“四六偶儷之文……至歐、蘇，始以博學富文為大篇長句，敘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tài)。”

　　盡管宋四六好用長句為對、融入散文句法，但在經(jīng)過駢文形式的安排組合之后，仍然能遵循駢文的兩項基本原則：其一，前后兩扇形成對仗；其二，長句可以切分為數(shù)個小句，每個小句大體仍為四五字至六七字。就體式而言，詞與四六文顯然不同，不過一些詞調(diào)中會包含連續(xù)幾個短句，辛棄疾常常將這樣的短句貫通起來、形成長句，構(gòu)成方式非常近似于四六長聯(lián)中的一扇。

　　這一做法在長調(diào)慢詞中較為常見?！端堃鳌肥瞧渲幸焕?。此調(diào)上下片第三句至第八句例作四字句，諸家多用獨立短句，或稍加勾連，成為一組復句，如秦觀《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朱簾半卷，單衣初試，清明時候”及“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意思上雖是一個整體，但小句也可以單獨拎出。而辛棄疾常將小句打通，如“割肉懷歸，先生自笑，又何廉也”“更想隆中，臥龍千尺，高吟才罷”（《水龍吟·用瓢泉韻，戲陳仁和，兼簡諸葛元亮，且督和詞》），無論從句意上看還是從語法上看，都不能輕易抽出其中的小句。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方式，更倚重物象的描摹與鋪排，借以傳達綿密的思緒。辛棄疾將其作為長句來處理，往其中注入了更明晰的邏輯線索與文章氣勢，因而更容易形成氣脈通貫、縱橫捭闔的格局。

　　在一些詞牌中，辛棄疾甚至會順勢融入駢句。這類情況以《沁園春》最為典型。此調(diào)上下片第三句至第六句，實由一個領字帶出四個四字句。四句的安排并無定例，有不安排對仗者，如張先《沁園春·寄都城趙閱道》“暫武林分閫，東南外翰，錦衣鄉(xiāng)社，未滿瓜時”；有前兩句、后兩句各自對仗者，如賀鑄《沁園春》（宮燭分煙）“向落花香里，澄波影外，笙歌遲日，羅綺芳塵”；也有前兩句與后兩句形成對仗者，如蘇軾《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云山摛錦，朝露漙漙”。前兩句與后兩句形成對仗者，與四六文最為接近。辛棄疾筆下的《沁園春》以這種方式最多，有意用四六法加以安排，如形容山峰云：“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沁園春·靈山齊庵賦，時筑偃湖未成》），前二句與后二句分別將山峰比喻為謝家子弟、司馬相如，不但比喻，而且用典，直接從詞中抽出，便是上好的四六對句?！肚邎@春·再到期思卜筑》則有“喜草堂經(jīng)歲，重來杜老，斜川好景，不負淵明”，亦可作如是觀。

　　化用成句，好用長句，都參與著辛棄疾筆下的風云變幻。越是對宋四六的發(fā)展走向與行文風格有所了解，越能感受到辛詞背后的四六筆意。對于兼善各體的創(chuàng)作者而言，一種文體的創(chuàng)作技巧，常常會或有意或無意地參與另一種文體的創(chuàng)作。這是創(chuàng)作技巧在文體間的遷移，在合適的條件下可能促成文體的發(fā)展革新。宋人常常破體為文——或以文為詩，或以詩為詞，又或以論為記、以賦為記等。這樣的文學景觀體現(xiàn)著宋代文學的集成性與豐富性。辛棄疾以四六法為詞，正是此類文學景觀中別具風采的一種。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1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