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於可訓（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

　　20世紀80年代末，曾有人發(fā)起“重寫文學史”，也留下了一些“重寫”的文章，但從總體上看，這次“重寫”，只滿足于對已有作家作品和文學史實的重新闡釋和評價，并未從文學史寫作的基礎工作做起，提供“重寫”賴以展開的新發(fā)現(xiàn)的作家作品和文學史料。

　　最近讀到梅杰的《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知識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覺得彌補了這個缺憾，為文學史“重寫”找到了一條合理的路徑。我把這部論著的特點，歸納為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史料的輯佚鉤沉，拾遺補闕。有人說，文學史是一個與時代同時出現(xiàn)的秩序，兒童文學史也是。如果把這個秩序比喻為一個隊列，則一些新人的加入，這個隊列的次序就要重組，就會發(fā)生變化，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史的“重寫”，都是由新的作家作品和文學史料的發(fā)現(xiàn)引起的。梅杰長期從事編輯工作，留心文史資料，編輯出版了數(shù)量眾多的大型兒童文學叢書和現(xiàn)代作家的兒童文學文集，積累了豐富的一手資料和編撰經(jīng)驗。在這個過程中，他尤其重視兒童文學作品的版本問題，所編作品，在尊重歷史原貌的同時，也引導他把搜索的目光投向歷史深處，尋找那些“現(xiàn)有中國兒童文學史沒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較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品”，尤以清末民初和抗戰(zhàn)時期的發(fā)現(xiàn)為多。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兒童文學作家作品，不但為現(xiàn)有的兒童文學史提供了新的史料，補充了現(xiàn)有兒童文學史的缺陷和不足，同時也為兒童文學史的“重寫”提供了資源和動力。

　　第二個方面，是觀念的兒童本位、文本中心。與上一個方面的特點相聯(lián)系的是，新的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的發(fā)現(xiàn)，不僅僅是依靠查閱歷史資料，同時還要有鑒別和發(fā)現(xiàn)的眼光，亦即要從那些與兒童有關，或看似無關實則有關，抑或雖是兒童文學作家，但所作未必盡是兒童文學的復雜情況中，分辨鑒別出哪些是真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哪些是假兒童之名的成人文學，哪些是似是而非的兒童文學，從而把那些真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從浩瀚的文學史料和復雜的文學情境中提取出來，在這個基礎上構建真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史，完成對已有的兒童文學史的“重寫”工作。梅杰的眼光，來源于他所持的“兒童本位”的觀念。這種觀念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淵源有自，且已成為衡量兒童文學的唯一標尺。梅杰持這種尺度檢視他過眼的與兒童文學有關無關的現(xiàn)代作家作品，既敢于大膽地質疑那些已成定論且評價很高的兒童文學作家作品，也敢于把那些因為各種原因，被有意無意地排斥和遺漏的兒童文學作家作品，提到一個時期有代表性的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的高度。梅杰對這些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的重新評價和定位，不是觀念先行，更不是主觀臆斷，而是建立在精細的文本閱讀和扎實的文本分析的基礎上，是以文本為中心的。正因為如此，他對中國兒童文學史獨特的歷史分期和不同時期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狀況的總體判斷，也是“論從史出”，有充足的實證根據(jù)。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梅杰的這部新著，把民間文學看作是“兒童文學的搖籃”，同時關注“中國傳統(tǒng)蒙學讀物”和“古典文學中適合兒童閱讀的部分”對兒童的影響和某種潛在的兒童文學屬性，也說明他對中國兒童文學史的“重寫”，有比較開闊的視野和比較開放的眼光。中國兒童文學史的“重寫”，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有賴于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也需要作者有相應的“史識”，還需要協(xié)調好與兒童文學置身其中的整體的文學史相互依存又相對獨立的關系。在這些方面，梅杰都有比較自覺的意識和比較充分的準備。這部論著，只是他“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的一個初級階段，相信通過他進一步的工作，會有更大的成績。

　　《光明日報》（ 2023年02月0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