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傳祥（中國檔案學會會員）

　　2023年1月是茅盾《子夜》問世九十周年。

　　九十年前的1933年1月，《子夜》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幾乎同一時間，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志》、開明書店的《中學生》均刊發(fā)宣傳廣告。葉圣陶在其主編的《中學生》廣告上（一月三十一號）稱：“本書為茅盾最近創(chuàng)作，描寫1930年的中國社會現(xiàn)象，書中人物多至八九十，主角為工業(yè)資本家、金融資本家、工人、知識分子青年等四類。書中故事除工業(yè)資本家與金融資本家的利害沖突為總結構外，又包括了許多相互關聯(lián)的小結構，如農(nóng)村騷動，罷工，公債市場的斗爭，青年的戀愛等，成為復雜生動的描寫。全書三十余萬言，而首尾經(jīng)過時間，不過兩個月，即此可見全書動作之緊張。”字數(shù)不多，卻將小說基本輪廓勾畫出來，且用“緊張”二字形容。有學者認為，這是最早評論《子夜》的文字。 

　　當時的《東方雜志》《中學生》發(fā)行量很大，通過“官宣”，《子夜》很快成了“搶手貨”，幾個月內多次重版，暢銷不衰。這一年適逢“國貨年”，然“國貨年”卻成了《子夜》的“陪襯”，因此，有人將1933年稱為“子夜年”，讀《子夜》儼然成了那個年代的“時尚”。陳望道曾對茅盾說，“那些向來不看新文學作品的資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現(xiàn)在都爭著看《子夜》，因為《子夜》描寫到她們了”。更有甚者，有的竟還“對號入座”，比如茅盾有一表妹，認為書中的吳少奶奶林佩瑤就是以自己作“模特兒”的。

　　作為我國第一部成熟的現(xiàn)代長篇，《子夜》一降生，就獲得了眾多“擁躉”，人們議說《子夜》，評論《子夜》。

　　1933年3月出版的《戈壁》雜志第1卷第3期有一篇署名余定義的《評〈子夜〉》，文章從“內容”“立意”“技巧”等方面進行分析，認為《子夜》“結構龐大”，情節(jié)“復離”（復雜），“是很少有作品能夠比擬得上的，甚至用研究《紅樓夢》《水滸》的圖解的方法，都很難適用于一九三O年的《子夜》”。他認為《子夜》只寫了一半，是“半部《子夜》”，應將之前寫的《春蠶》也“歸納在這總結構之內”。按他的理解，這“半部《子夜》”不應被孤立看待，那么是不是之后寫的《秋收》《殘冬》也要“歸納在這總結構之內”？文章將《子夜》擴展閱讀，觸角伸向茅盾其他篇制。大概他是看到“游離”的“農(nóng)村部分”描寫不應被游離，“孤立”的都市上海不該被孤立。

　　這篇文章似乎點出《子夜》某種“史詩”特質，后來的事實也證明，茅盾的創(chuàng)作確實顯露出了這種一貫的追蹤反映“大時代”的壯圖。

　　《子夜》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1月初版，大32開平裝本，共577頁。墨綠色紋紙封面，豎寫“子夜”二字為葉圣陶篆字書寫。 

　　吳宓先生1933年4月10日在《大公報》副刊撰文，對《子夜》的“大時代”描寫大加贊賞，稱自己為“最激賞此書者”。他是從藝術的角度看《子夜》的，用近乎文言的語調寫出來：“此書乃作者著作中結構最佳之書……表現(xiàn)時代動搖之力尤為深刻。不時穿插激射，具見曲而能直，復而能簡之匠心，甚至每章之字數(shù)皆幾乎相等（每章總在三十頁左右）”“寫人物之典型性與個性皆極軒豁，而環(huán)境之配置亦殊入妙”“茅盾君之筆勢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噴微，不可控搏。而其微細之處復能委婉多姿，殊為難能而可貴。”如此贊詞，盛評絕頂。60年代，吳宓又翻出《子夜》乃至幾乎茅盾所有小說，仔細研讀。吳宓作為學衡派的代表人物，對“新文學”向來不屑，卻獨對茅盾（后期還包括老舍等）作品表現(xiàn)出極大興趣。

　　其實，吳宓的贊評在當時可能還是一種“標桿”，它比那些來自“左翼”同仁的譽獎似乎更有說服力。這也無怪乎《子夜》能夠在很短時期內被快速“經(jīng)典化”，因為有來自“不同陣營”的高度認同，甚至連國民黨人亦不得不承認“《子夜》寫作技術甚佳”。

　　當時有一本書，叫《怎樣研究中國經(jīng)濟》（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出版，作者錢俊瑞，經(jīng)濟學家）。這本書對《子夜》格外看重，將其作為“經(jīng)濟學論著”來處理，列入學生必修課中，要求學生閱讀時必須結合中國社會經(jīng)濟現(xiàn)狀寫出研究報告。書中虛擬了一個叫“朱永明”的學生正利用暑期埋頭讀《子夜》，他的“模樣怪嚴肅的……他不是在欣賞小說，而像要從書里面解決什么嚴重問題，他正經(jīng)到像在做算學”。在這里《子夜》被直接歸入“架閣庫”，專供“學術”之用?！蹲右埂啡跁潘?，卻又經(jīng)界分明，將其作為專門的“學術”來研究中國經(jīng)濟，也算“雅”到了極致。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評論界對《子夜》總體持肯定態(tài)度。瞿秋白認為，“1933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渡陥蟆?941年11月16日有這樣一篇報道：“茅盾之《子夜》，以大家庭作經(jīng)，以投機商之沒落作緯，固一有力之文藝作品，當年出版，轟動一時，較巴金之《家》更過之。”

　　新中國成立后，對《子夜》的解讀，延續(xù)了三四十年代的主流評價，同時“賦能”作用也相當明顯。1954年《文藝學習》第4期刊載的何家槐《子夜》一文即是一例。認為《子夜》是現(xiàn)實版“階級斗爭”教育的生動教材。

　　當時，為配合形勢，茅盾計劃要寫一部《子夜》續(xù)篇，主題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書名叫《黎明》。吳蓀甫“出走”之后究竟怎樣？他要在續(xù)篇里有個交代?？墒沁@部“續(xù)篇”僅開了個頭，據(jù)說也有洋洋十余萬字，因為不滿意而被舍棄了，“續(xù)篇”手稿至今不知去向。

　　改革開放后，《子夜》又迎來了閱讀潮，有了“新解讀”。“審美”一詞被引入評價中。老一代學者葉子銘認為：“一個杰出的建筑師，善于把散亂的鋼筋、木材、磚瓦、水泥等建筑材料，結構成一座宏偉的建筑物……一個優(yōu)秀的藝術家，也善于把各種人物事件、矛盾沖突、環(huán)境場面組成一幅生動的人生圖畫。”《子夜》就是這樣一部作品，有“結構之美”，它做到了“立主腦、密針線、脫窠臼”。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授張頌南也是較早從《子夜》中發(fā)掘“美”的一位學者，他把《子夜》的“美”概括為：“整體美與細節(jié)美”“流動美與靜態(tài)美”“自然美與象征美”三個方面。以茅盾擅長的“象征”寫法為例，吳老太爺及其隨身攜帶的《太上感應篇》，一個是行將“風化”的僵尸，一個是附在行尸走肉上的“靈魂”。當“靈魂”拴住四小姐吳蕙芳，這位舊式家庭女子經(jīng)過一番掙扎之后，毅然走出了吳公館，名貴的“靈魂”——《太上感應篇》也在一場從窗外飄進的大雨中變成一堆爛紙。這樣的“象征”寫法確實耐人尋味。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鋒派”“新寫實主義”興起，傳統(tǒng)的審美觀受到挑戰(zhàn)，對《子夜》的審美解讀也出現(xiàn)了變化。有人認為，由于《子夜》“主題先行”，概念化傾向明顯，“導致缺乏藝術魅力，可讀性差”。

　　果真如此嗎？有學者指出，“主題必須先行”，因為“主題是選材的主帥、藝術構思的中樞、謀篇布局的根據(jù)”，“《子夜》模式未必不符合審美的標準”。

　　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到80年代初的褒崇，再到90年代的質疑與爭鳴，90年過去了，《子夜》依然魅力不減，依然吸引著一批批讀者作出新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