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曉聲：一個時代的書記員

　　中新社記者 應妮

　　以115萬字三卷本《人世間》于2019年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之后的一年，梁曉聲又推出一部全新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

　　斯時，這位作家已經71歲。新作關于女性命題的書寫，再次擊中時代的靶心。

　　“她”，令作家念念不忘

　　作為一個密切關注現實的作家，從最早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等關心知青的命運；到現在，梁曉聲最關心普通底層人民的命運。

　　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用現實主義的筆法寫了普通人的奮斗史：一個1982年出生的女性，出生后被遺棄，但在隨后的人生成長中的奮斗。

　　梁曉聲表示寫這樣的人物已經想了很久，曾經他在一篇舊文中寫過，“如果有上蒼的話，給我的感覺是，它似乎有意識的、分批次地讓某些貧困的家庭選送責任的種子，當這些子女們長大之后成為這個家庭的責任成員，他們能撐起那樣一些貧困家庭的屋頂。”

　　他至今記得2000年收到的一封讀者來信，說她小姨就是這樣的女孩，最早離開貧困農村到深圳打工，不但把幾個姐姐家孩子的工作安排在了深圳，甚至村里張家、李家都會到深圳找她，感覺她的那個小房子非常像某村辦事處。“那個小姨早晨起來找鞋子要上班的時候，像跳芭蕾舞一樣，在孩子們之間跳來跳去，因為沙發(fā)上、床上、地上已經睡滿了同村的男孩或者女孩，這個細節(jié)給我很深的印象。”

　　因為這個印象太深，梁曉聲始終就覺得，這樣一個小姨的形象應該擺放在他哪部作品中。“在《人世間》，我沒有余地把她放進去。這是我的一個遺憾，所以這個初心一直在糾纏著我，完成了《人世間》之后，我覺得我要為這樣的小姨單獨立一個傳，她不只是一個個體，她代表著那個年代許多這樣肩負起家庭的，家族的，扶貧責任的一些孩子們的身影，所以也是使我非常感動的一些青年。”

　　“人”，要有為人的善良

　　梁曉聲坦言，十多年來一直想寫關于“80后”的青年，寫他們在剛步入社會、參加工作后的人生，給所有的“80后”鼓鼓勁，尤其給那些在北上廣拼搏的“80后”們，希望給他們帶來一種動力。

　　在他的觀察中，當“80后”大學畢業(yè)時，社會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我在那個年代已經是‘憤青’了，對于那些出身強于別人、還擁有優(yōu)渥資源的同代人，有一種忿忿不平。我們那時候大學畢業(yè)生還是天之驕子，而現在的‘80后’不僅要面臨巨大的競爭壓力，還有更大的收入差距、生活品質差距，直面這些差距，還在繼續(xù)努力工作，我挺佩服這些年輕人的。”

　　小說聚焦于“命運”這個主題，并提出人有“三命”：一是父母和原生家庭給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經歷決定的叫“實命”，三是個人文化給的叫“自修命”，梁曉聲進而總結“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如同書中的“我”，因為是女孩被父母遺棄，命運隨之轉變，從農家到了知識分子家庭，此后“我”在深圳找到愛情、收獲友情、感悟親情，然而“命運”卻要我交出不到四十歲的生命……與此同時，原生家庭的親情綁架從未停止，生活在底層的親人提出各種要求，“我”雖然憤怒無奈，卻也總是不能袖手旁觀……

　　一以貫之的是，他依然想通過此書來傳達，作為人最重要的善良。

　　在書的結尾，他寫了一句話，“我善良、我寬容，我堅韌，我成為我。”在梁曉聲看來，如果一個人不善良，如果我們從小都沒有對他(她)進行善良教育，他(她)以后絕對沒有任何事業(yè)可談。即使他(她)憑分數進了大學，以后的人生也是堪憂的。

　　作家，時代的書記員

　　在梁曉聲一篇《普通人要怎么度過自己平凡的一生？》的訪談中，他提出“一個時期以內，我們的文化形態(tài)存在著我大不以為然的現象，一種對于金錢財富和地位的過分的、巨大泡沫般的追捧。而這實際上是對平凡普通人們存在價值的一種危害和殺傷。”

　　而他寫《我和我的命》的沖動在于：要通過這本書確立普通者的作用和尊嚴，普通者可敬的那一面。

　　“文化給我們的一種好處就在于，可以適時提醒我們調整自己的人生方向，思考退一步海闊天空。不但要經常問自己，你到底要什么，還要經常問自己，什么才是夠？多少才是夠？我覺得把這些都和自己對話清楚了之后，可能人生會相對變得壓力減輕一些。”他在文中說。

　　作為與新中國同齡的作家，梁曉聲透露自己確實已經在有意識地退場了，也毫不掩飾自己已經寫累了。他現在已經有很嚴重的頸椎病，或許還會寫，但也已經有著抽身離去、不再寫作的準備。

　　有評論家如是評價梁曉聲——他是一個對現實高度關注的人，一個時刻把自己放在時代旋渦中的作家。正如梁曉聲的自況，“作家不可避免成為一個時代的書記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