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抑止女性寫作》：文學史上的傲慢與偏見

　　“人人腦后都有一先令大小的部位是自己永遠看不到的，兩種性別間的互惠互助之一，便是為彼此描述這后腦勺上一先令大小的部位。”

　　被記者提問為什么女性同行那么少，被男性同行指責作品“水平不是很高”，甚至算不得真正的本門類藝術。有人評論說她吃的是“煽動性別對立”這碗飯，有人對她進行容貌性格羞辱，還有人舉報呼吁取消她的從業(yè)資格。她自己也深諳大眾心理，奉獻過一個讓所有人“秒懂”的梗：女性要在專業(yè)領域出人頭地其實不必那么辛苦，大可以靠做“敲門人”成功——敲男性權威的門。

　　不久前，女脫口秀演員楊笠因爭議屢上熱搜。與此同時，美國學者、著名女性主義科幻作家喬安娜·拉斯的著作《如何抑止女性寫作》在中國出版。兩相對照，楊笠的經(jīng)歷就像為拉斯的著作添加了一個嶄新的注腳，細致闡釋了拉斯在書中所羅列的那些女性在創(chuàng)作和發(fā)聲時可能遭遇的重重阻力：被曲解、被貶低、被斥責、被侮辱、被訓誡、被規(guī)勸……《如何抑止女性寫作》一書以“行動指南”式的體例梳理了打壓女性表達的各種程式和策略，讓我們看到了那些隱藏在文學史和文學評論背后的傲慢與偏見，也讓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人們是如何拒絕去認真聆聽“她”說了什么。

　　大多數(shù)情況下，“她”根本“沒有寫”。雖然沒有明確的禁令，女性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依然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障礙。“她”或是“窮得連買幾刀稿紙都沒錢”；或是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或是不得不把“孩子、房子、丈夫的需要、院子等擺在前面”，難以兼顧藝術家、全職養(yǎng)家者、家庭主婦和母親的三重職責，不得不放棄寫作。艾米莉·狄金森得向父親討郵票，問他要錢買書。美國作家蒂莉·奧爾森一天工作15小時，還要做家務、照顧4個孩子，只能“把寫作放在內(nèi)心四處帶著”。曾獲雨果獎的凱特·威廉寫道：“一旦其他責任太重，女人就必須放棄對自己的責任”，而“除非知道自己是另一個弗吉尼亞·伍爾夫或是簡·奧斯汀，否則她怎么可能說不？”

　　即便“她”寫了，“她”也“不該寫”。強大而無形的社會期望桎梏著“她”。夏洛特·勃朗特寫信向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請教，得到的忠告是“文學不可能也不應當成為女人畢生的事業(yè)”。伍爾夫的丈夫倫納德也曾規(guī)勸女性作家：“像你這樣的漂亮姑娘為什么要把生命浪費在圖書館里？”普利策獎得主埃倫·格拉斯哥的出版商更言之鑿鑿：“最偉大的女人不是寫出杰作的女人，而是生出健康漂亮娃娃的女人”。

　　如果“她”還是寫了，那“她”不是蕩婦就是怪胎。她要么是個“想入非非的瘋子”（艾米莉·狄金森），要么是個“不幸的老處女”（詩人艾米·洛威爾），要么“歇斯底里”（西爾維亞·普拉斯），要么“水性楊花”（劇作家瑪麗·曼利夫人）。就像司湯達所說，“女人只能匿名寫作”，“出版作品就等于把自己的作品交給最糟糕的賭徒”。于是勃朗特三姐妹變成了柯勒·貝爾、埃利斯·貝爾和阿克頓·貝爾，再杰出的女作家也被喬治·艾略特和喬治·桑之類男性化的筆名掩去了真實面目。

　　再說，雖然“她”寫了，但“那不是她寫的”。那些優(yōu)秀作品或許是“她”背后的男人寫的，或許“她”只是個“透明的媒介，傳遞的是她周圍人的思想”，甚至可能是作品“自己寫的”，比如《呼嘯山莊》，“艾米莉·勃朗特完全沒有寫作章法”，“她想寫某一類型的書，卻寫成了另一種”，“書是自我完成的”。更常見的說法是女性作家在用她的“男性頭腦”寫作，書是“她身體里的那個男人寫的”。拉斯本人就曾被“恭維”：“不像女人那樣寫作”。

　　而且，就算“她”寫了，那也不是“真的藝術”，她也不是“真正的藝術家”。她的閱歷“狹隘淺薄”，所要表達的體驗“瑣屑卑微”，讓人（男人）“不知所云”。她的作品只具備某種寫作技法方面的價值，在整體風格方面“不屬于偉大的文學”。她只寫“女人可以寫或女人應該寫的東西”，比如感情、婚姻，當內(nèi)容涉及社會、道德、哲學、自我理解，總是“想法怪異”，因此關于這些主題的作品不是被忽視，就是被刪改歪曲，無法納入正典，而這進一步印證了“她”寫作的局限性。

　　總而言之，“女人不能寫作”。

　　《如何抑止女性寫作》一書尖銳地指出了那些阻止、貶低和無視女性寫作的阻力。而寫作，以及所有藝術創(chuàng)作，都是女性在公共場域發(fā)聲的方式。作為脫口秀演員，楊笠就曾在接受專訪時表示“語言是一個人能擁有的最重要的權力”。憑借這樣的權力，女性想要表達什么？正如美國詩人卡羅琳·凱澤所說：“只不過是人類一半人的私人生活罷了”。然而如果忽視一半人類的私人生活，這種對文學、對藝術乃至對世界的理解不僅是不完整，也是一種扭曲。楊笠關于男性“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的調(diào)侃也許讓某些男性覺得不那么中聽，但也可能反映了女性的真實感受。它是表達，不是煽動。它是權力，也是權利。

　　“人人腦后都有一先令大小的部位是自己永遠看不到的，兩種性別間的互惠互助之一，便是為彼此描述這后腦勺上一先令大小的部位。”將近100年前，伍爾夫就曾發(fā)出了如此令人驚嘆的見解。在100年后的今天，這種互惠互助不再只局限于兩性之間，也同樣適用于不同階層、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之間。也許我們應該以更加開放的心態(tài)，時常繞到彼此身后，互相告訴對方我們發(fā)現(xiàn)了什么。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得到真實完整的人類圖像。而這，正是上蒼給予人類的最獨特的恩賜。（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