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地理學》：如何以人來觀照地理環(huán)境

　　《人文主義地理學》 段義孚 上海譯文出版社

　　段義孚教授是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享譽全球的華裔人文主義地理學大師。他1930年生于天津，后隨家赴澳大利亞、菲律賓，大學就讀于牛津大學，于1957年獲伯克利大學博士學位，后在美國多所名校任教。前些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家記》，記述了他時隔64年之后，在2005年重返中國故鄉(xiāng)的心路歷程，十分引人入勝。最近，他的另一本著作《人文主義地理學》也翻譯出版，書中集中闡述了他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觀點，頗值一讀。

　　與傳統(tǒng)的地理學有所不同，段義孚的人文主義地理學并不研究客觀的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現(xiàn)象，而是以人的生存作為核心,研究人與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重在探究人直接經(jīng)驗的生活世界和環(huán)境的社會建構，強調人性、人情、意義、價值和目的，關注人的終極命運，進而發(fā)現(xiàn)人類在生態(tài)整體中的定位以及人類與環(huán)境的本質關系。

　　在書中，段義孚回憶了自己在中國的童年生活，分析了東西方兩種文化對于他人格成長的不同影響，認為正是早年所受的東西文化交融的教育塑造了他總體上比較積極的人生觀，促使他被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知性魅力所吸引，一步步走向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研究。在他看來，佛教主張自我，目標是追求無我；基督教主張自我，是一個高度真實而且高度個性化的存在，其目標是追求忘我。人文主義促進了自主個體的提升和進步，獨立的思考和反省能充實自我并加深自我認知；而個體的提升又推動了社會的發(fā)展，一個人不僅尋求自我的提高，也要為了共同的利益與他人合作，珍愛自己的生命，也甘愿為了朋友或理想冒險。既自我，又群體，既利己，又利他，兩者有效互動，是社會得以良性發(fā)展的前提。

　　作者指出,西方的文藝復興，迎來了人的意識覺醒，開始崇尚獨立個體的崛起。比如，人們有了隱私意識，于是在大廳兩旁添加房間，最終變成了必須回避的地方，即臥室和廚房。隨著家庭空間越來越多地被分割，隱私的理想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房子里得以最大化地實現(xiàn)，孩子有自己的房間，照顧孩子的保姆有自己的住處，男女主人通常在自己的房間里睡覺，女人能夠在閨房里化妝，男人可以在書房里看書抽雪茄。

　　餐桌禮儀的進步則可以視為自我意識和個人尊嚴感提升的另一個標志。意大利是最早使用叉子的國家，隨后是德國和英國。不要小看了這種進步，相比之前再高貴的人也用手抓東西吃，使用刀叉是一個人遠離動物狀態(tài)的體現(xiàn)，是邁向近代文明社會的一個標志。

　　羅伯特·麥克法倫在《心事如山：戀山史》一書中提出：“在浪漫主義給西方對于高山和荒野的認識發(fā)動革命的七百年之前，中國和日本的藝術家們已經(jīng)在歌頌野外景觀的精神特點了。”按照麥克法倫的觀點，歐洲人開始高山探險和觀賞風景，既有宗教的因素，也與地質學的興盛和傳播密不可分。段義孚在《人文主義地理學》中也指出：“只有兩種文明——歐洲和中國——學會了觀看和欣賞具有自然和人工特征的廣闊風景。”他認為：只有在人們對“野性”的自然達到一定程度的自信之后，才會產(chǎn)生對風景的喜愛，這個時間點，中國大約在公元1000年，而歐洲則在大約四個世紀后。其實追溯起來，從隋唐時期山水畫的成熟，唐詩中出現(xiàn)大量歌詠自然的山水田園詩，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人懂得欣賞自然風光，這遠在公元1000年之前，但中國和歐洲兩種文明最早學會了欣賞自然和人工的廣闊風景，確是有根據(jù)的。此種“欣賞”的歷史意義，正如段義孚所言：“從宇宙到風景的九十度轉變，標志著中世紀思想的結束和現(xiàn)代早期思想的開始，這是從宗教到世俗的轉變，是目標從天堂到地理空間的轉變。”

　　段義孚還剖析了戲劇、音樂、攝影對人格建構、人與環(huán)境、人與時空關系的影響。對于維系一個族群和社會發(fā)展的文化傳統(tǒng)，他也有清醒獨到的見解。他認為，真正的文化是一種鮮活的實體，若采用強硬手段來保存某種文化，那它就很難富有活力，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相當于慘遭禁錮”；文化也不是一些思想保守者眼中脆弱的花朵，相反它們擁有深厚的、生機勃勃的根基；他還以中國放棄延續(xù)了幾百年的纏足陋習為例，說明任何文化傳統(tǒng)中都有不值得延續(xù)的信仰和行為，它們只能作為記錄保留在歷史中。保存菁華，吐故納新，與時俱進，是一種文化不被淘汰、生生不息的關鍵所在。（劉蔚）